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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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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保证方志工作的薪火相传,不断地有新同志加入到方志工作队伍中,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真正从方志专业毕业的工作者少之又少。所以,就需要新加入方志队伍的同志不断加强方志理论的学习,提高自身方志工作的能力。笔者作为一个2008年才加入方志队伍的新工作者,结合自身学习实践,谈谈新方志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方志工作的需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方志工作者作为地方“官书”的编纂者,更应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学习型人才”发展战略。笔者认为,新方志工作者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自身素质。

第一,加强方志基础理论的学习

作为一名新方志工作者,了解并不断加强方志基础理论的学习,是从事方志工作的基础,是进行方志编纂的必然要求,是方志工作的第一要素。方志基础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方志的起源、方志的定义、方志的体裁、方志的功用。

(一)方志的起源。对于方志的起源,千百年来争论纷纭,综论起来主要有如下说法:1.起源《周礼》。来新夏在其主编的《方志学概论》中称:“我国方志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并认为,《周礼・春官・外史》之“外史掌四方之志”和《周礼・地官・诵训》之“掌道方志”,是“方志”一词最早的出现,因此谓之方志起源。2.起源《尚书・禹贡》和《山海经》。邹汉勋在《黄阳山小图记・叙》称:“《禹贡》一书,为千古地志者之祖”。黄苇在《方志渊源考辨》称:“《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史继忠在《方志浅谈》称:“方志的渊源……源于《山海经》。”3.起源《吴越春秋》、《越绝书》。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东汉会稽郡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4.起源商代甲骨文。1982年第四期《安徽史志通讯》邱富生和方致《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一文中称:“商代官吏对当时的现状进行记录,这些现状的记录,便是方志的起源。”5.起源《九丘》。明陈霖在正德《新市镇志・序》中称:“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九丘》亡,而后岁时记广荆楚,风土述于周处,方舆载于祝氏,虞衡笔于石湖,与夫名贤有录,花石有谱,其却各贝丘之一也。”在方志起源的不同见解中,现今最令人瞩目的应为彭静中编著的《中国方志简史》(198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方志起源的说法。该书称:“犹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端,必须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一样,对于中国方志的起源,亦应上溯到人类社会出现之际,人们为着生存和生产斗争的实践,首先必须认识周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天文、气候、山川、物产、动植飞禽等等,在传承经验,指导实践中,因为文字尚未发明,所以,往往通过简单的刻划或绘图,口头传说,或以诗歌韵语的形式来帮助记忆和认识客观世界,这应是地方志的真正起源……一到文字发明之后,予以书写记录,这就是成文的地方志。”此见解虽未得到方志界广大同仁的认同,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此见解不仅扩宽了方志起源的研究视野,而且也可认为是方志理论的新发展。

(二)方志的定义。“方志”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周礼》卷十六司徒教官之属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郑玄在《周礼注》中注解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谓之方志。”意思是说方志是记载各诸侯国古今情况的典籍(国别史)。但是这里所说的“方志”,只能看作是“史书”。方志之名后被相袭沿用。晋代左思《吴都赋》中说:“方志所辨,中州所羡。”方志一词遂成为省、府、州、县等所编各种志书的总称。今天对于方志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韩章训《方志学基础教程》中是这样解释的:“广义的方志是指,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全过程的方志事业。狭义方志的概念有三种:一是指对地方情况的记述,二是指对地方情况的记载和认识,三是指地方志书。”《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里所说的地方志应为狭义的方志。  

(三)方志的体裁。即方志的文字表现形式。方志的体裁基本上来源于司马迁《史记》的“八书”和班固《汉书》的“十志”,随着方志的不断发展,新方志逐渐形成了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述,即指概述,是对一地全面情况和事物、历史和现状的概括介绍。一般来说,方志的概述均独立成篇,居于志首,是志书的总纲。记,即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记载本地的大事,为全书之经。志,即各专业分志,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一种专门性质的著述。传,指人物传,专记对当地社会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分为大传、小传、合传、类传、附传等。图,分地图、绘画、照片等。表,是一种既易综括、又便省览的体裁,也是历代修志的一种传统手法。可以综括为事表、物表、数字表等形式。录(附录),指志尾附载的有辑录价值的资料或文献。

(四)方志的功用。历史上地方志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官书”,其功能主要在于“资治”。宋郑兴裔《广陵志序》中首先提出方志有三方面的作用:1.有重要的存史镜鉴作用;2.政治参考作用;3.教育作用。这是今天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之说的先河。随着方志及方志学的发展,民国时期的黎锦熙提出“四用”学说,即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在新时期新方志除了发挥以上功能外,还应发挥更多的、更好的功能为祖国建设服务。以贵州省地方志系统于2009年10月19日至28日赴台湾进行的文化交流和学习考察为例。这次活动开启了贵州方志界与台湾文化交流的序幕,为台湾与大陆同胞共创中华文化的辉煌发展加入了方志文化的动力;不仅增加了两岸方志同仁的交流,也增强了两岸人民的情谊。

第二,加强方志编纂理论的学习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编纂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加强方志编纂理论的学习,必须紧扣这些基本原则。

(一)志书编纂的宗旨与目的。历代修志须先明修志之宗旨与目的,即凡例。新方志的凡例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志书断限、志书文体、志书内容、编纂原则、立传标准、行文规定、资料来源、特殊问题的处理说明等。

(二)述而不论。在志书行文中,编纂者不妄加评论,只做如实记录,秉笔直书。这是中国地方志编修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生不立传。

(四)不越境而书。

(五)横排竖写。横排是指按事物的性质横向分类,竖写是指以时间为序纵向记述。这是在志书中如何处理时与事的关系问题。在横排竖写过程中,首先按照“事以类聚”“类为一目”的原则,按事物性质划分章节目层次,再进行纵向记述。横排竖写是新方志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但由于新方志所记述的事物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在记述一些具有特殊性的事物时,应灵活掌握这一原则,做到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结合,使篇目既符合志体,又能把事物写清楚。

(六)横不缺项与纵不断线。《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六条中指出:“编纂地方志应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也就是说应为一方之全书。特别是在第二轮志书中,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因此社会分工细化、行业多元化。在拟定篇目时,要做到广辟类目、无所不包,同时也要注重科学性,真正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则是要求方志反映断限内一方地域的各行各业的兴衰起伏和历史发展脉络。这两者在志书中必须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缺一不可。就目前全国的情况来看,第二轮修志主要为续志。那么在续志编纂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从断限来看,改革开放应该是续志所要求表现的主旋律,这在方志界应该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因此,在二轮续志中,改革开放是主旋律,突出地方特色是基本要求。笔者仅就篇目设置提出一些愚见。1.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鲜事物、新兴产业行业涌现出来,原来篇目设置中的五大类、八大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套框框”似的篇目设计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所以,在篇目的设计上,可以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专设,集中鲜明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以突出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突出时代特色。再下设类目,在设类目时,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基本原则。这里的“类”应该合乎科学分类、社会分工实际。在此基础上把本地区的地方特色凸显出来。2.续志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以突出地方特色为基本要求,并不是说续志就只能报喜不报忧,只说优势、发展,不说不足、不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很多地区的续志出来以后,都把旅游篇幅加大、加重,我们认为志书应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但是切忌写成旅游宣传书。对于本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业绩可以详记;但是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要进行必要的记述并应该进行总结。志书的编纂者应该是历史的客观记述者。

第三,加强与方志事业相关的理论及素养

作为一个新方志工作者,除了必须具备进行方志编纂工作必不可少的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编纂理论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与方志事业相关的理论及素养。

(一)责任心。笔者刚进入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办公室主任彭钢就曾告诫新同志:“我们地方志是一个‘三苦’单位――清苦、艰苦、辛苦,这就需要大家静下心来,潜心修志。”在这样的环境下,更需要每一个方志工作者真正具备一个修志人的责任心。责任心,不是单纯地说在志书编纂过程中不出错、无错字这样的责任心,而是要有把自己历练成具备高尚道德情操与实事求是精神的修志人的责任心。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中,对史家的修养才识用四个字概括“德、才、学、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也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地方志作为正史、信史,要求方志工作者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章学诚主张:“据事直书,善否自见”。在这一点上,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反复核对。汉朝历史学家班固赞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现在志界同仁提倡“快乐修志”,即方志工作者把修志作为自己的兴趣所在,带着一颗快乐的心修志,才能不惧“三苦”,修出精品佳志。

(二)作为方志工作者应该关心时事、政策法规。很多人认为,地方志工作应该是埋首于故纸堆,这是错误的认识。《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个服务应当是当前的、可持续的,不能局限于“以史为鉴”的思维模式中,方志工作者不是做“与世隔绝”的“历史”工作。了解并掌握时事政治、国家的及当地的政策法规,对方志工作具有前瞻性的指导作用,这样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方志工作者才能用历史唯物辩证的视角,将真实的史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新方志工作者应尽快了解并掌握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试想,如果一个方志工作者连自己将要编纂的本行政区域的情况都不能做到成竹在胸,又怎能将资料有效地融汇在方志著作中?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除了熟读本地区的通史、旧志外,多听听地方志前辈、专家、当地“百事通”的经验介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新方志工作者应尽快熟练地掌握文字编辑的基本功。方志工作也是文字工作,试想,如果连文字编辑都不得要领,又怎能将志书这种大乘之作挥洒自如呢?在实际工作中,新方志工作者应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所颁布的文件和本地区所颁布的《地方志工作规定》为准则。在浩如烟海的方志理论中博采众长,结合自身实际,扬长避短。

笔者相信,只要每一个新方志工作者,自觉增强学习意识,努力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很快就能适应新时期新方志的要求,就能更好地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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